編者按：本期推薦文章來自社會學系黃榮貴教授及其合作者。
黃榮貴,季詩雨,李長治.全球化態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機製——基於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20的實證研究[J]. 江海學刊, 2023,(04):
*該論文亦被收錄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社會學》2023年第11期
摘要
不同社會群體的全球化態度是當今公共爭議的一個關鍵議題🧏🏿♂️。雖然現有研究大多認為底層群體傾向於反對全球化🤙🏼，但基於西方經驗的論斷並不能有效解釋中國人全球化態度的群體分化🧗🏿。基於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考察家庭階層地位對青年群體全球化態度的影響，並通過中介分析方法檢驗國家認同、外部威脅、利益分配感知等機製後發現，相比於中間階層家庭📈，來自普通勞動者家庭和精英階層家庭的青年大學生更有可能支持全球化，由此呈現出獨特的兩邊高中間低的“ 微笑模式”，且家庭階層地位主要通過利益分配感知機製影響青年群體的全球化態度🐝。全球化態度的“ 微笑模式” 揭示了社會經濟地位對社會心態的影響取決於經濟結構和社會政策等情境變量。
一🕣、理論爭辯及未竟問題
全球化發展給不同社會群體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對全球化的態度也因此呈現出明顯的分歧，全球化態度甚至成為當代意識形態光譜的新裂痕。比如，美國“鐵銹地帶”的工人團體強烈反對全球貿易且極力推動產業與資本的回流，而華爾街的金融財閥與西海岸的技術精英則致力於推動全球化🐺，淡化民族國家概念🦷。在歐洲，盡管支持全球化的政黨在德國和法國等國家仍占據主導地位，但排斥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右翼政黨也獲得了大量的支持🧍，而波蘭和匈牙利等國的右翼黨派則成功地贏得了執政黨席位🗻。在日本🪒，致力於推動國際合作的少數族裔也曾多次與其他族群發生沖突🙋🏽♂️。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嘗試解釋公眾的全球化態度及其影響因素。既有研究發現，人們的全球化態度與他們所處的結構性位置緊密關聯，城市類型、經濟收入、職業類型與教育程度都顯著影響了人們對全球化的態度。其中，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的關系是學術研究的一個焦點。針對西方社會的研究指出🧥🚱，中下階層和底層工人更有可能反對全球化👟、更積極地參加反全球化運動，中產階層和精英階層則傾向於支持全球化。相較於社會底層，歐洲的中產階層與精英階層對全球化持有更正面的態度。關於區域一體化態度的研究發現，具有較高文化水平⛹🏻♀️、擁有更多經濟資本的群體對區域化進程和全球交往持有更為開放的態度。與之相對，以藍領工人為代表的底層群體積極地參與反全球化運動。隨著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兩股力量的政治角逐🚶♀️🎃，不同社會階層間的全球化態度的差異日趨明顯，即底層群體傾向於反對全球化，而精英階層傾向於支持全球化😻。
然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發現了不一樣的景象。非發達國家的底層和邊緣群體往往積極地利用全球聯系來謀求自身的利益，他們不僅更認同全球化同時也更支持全球化↔️。鑒於社會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的關聯模式存在國別差異，中國不同社會群體對全球化的態度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學界也尚未就此達成一致見解。與之相關的是🧀，如果普通勞動者群體的全球化態度不同於其他階層群體，那麽階層地位究竟通過何種作用機製塑造人們的全球化態度？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將通過系統的量化分析來考察青年大學生群體的家庭階層地位和全球化態度之間的關聯模式，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檢驗家庭階層地位影響全球化態度的潛在機製👆🏼。
在當今全球社會發展的新情境下🩼，隨著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力量的較量與角逐⚂🤱🏼、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思潮的抬頭，關於全球化的爭論越來越多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塑造當代青年世界觀的重要力量。為此，準確刻畫家庭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的關系，並剖析家庭階層地位影響青年人全球化態度的作用機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理解全球化態度的群體分化
由於家庭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不存在普遍的線性關聯模式，因此有必要通過群體比較視角來考察家庭階層地位對全球化態度的影響😠。不失一般性🦪，本文將聚焦比較成長於普通勞動者家庭、中間階層家庭和精英階層家庭的青年大學生的全球化態度。
全球化促進了商品的全球流動，強化了跨文化聯系，增加了人們對其他國家的認識和理解，並由此催生了寰宇主義文化，而寰宇主義者更有可能對全球化持有正面的態度👨🏼🎨。現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大城市的群體更有可能持有寰宇主義立場🕤♞，因此也更傾向於支持全球化。類似地🚗，由於青年群體具有更高的外語水平🤥、擁有更多的接觸外國文化的機會，他們也更可能持積極的全球化態度🤷🏿♀️。與這些理論觀點相一致，成長於精英階層家庭的青年人有更多的機會親歷全球化過程📭，消費外國商品、感受不同國家的文化乃至擁有廣泛的跨國社會聯系🙅♀️。在這個意義上說，與成長於中間階層家庭的青年人相比，成長於精英階層家庭的青年人更可能持支持全球化的態度立場📳。基於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１🤽🏼：相比於中間階層👲🏻，成長於精英階層家庭的青年更加支持全球化。
雖然普通勞動者群體的寰宇主義傾向較低，但他們並不必然反對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普通勞動者群體的全球化態度更多源於他們自身接觸全球化過程的經歷，尤其是他們所體驗到的全球化過程對日常生活和生活機會的重塑。經濟上👨🏽🎓，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普通勞動者群體的經濟利益受損。對非發達國家的研究已經指出，底層群體會積極利用全球化進程來為自身謀取經濟利益☺️，而不是反對全球化✋🏿。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一致，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和獲得收入的機會，而不是給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威脅。因此🏊🏻♂️，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群體並不必然反對全球化。政治上，全球化並不必然削弱民族國家的影響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依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對中國而言，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密不可分，國家發展、民族復興與全球化進程之間形成協同關系。由於普通勞動者群體的生活狀況與國家發展緊密聯系，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支持經濟全球化的立場之間具有同一性而不是矛盾性。基於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２：相比於中間階層，成長於普通勞動者家庭的青年更加支持全球化。
結合上文的分析與現有的文獻可知，家庭階層地位影響全球化態度的潛在機製包括國家認同機製🛃🍂、外部威脅機製👰♂️、利益分配機製。然而✮，究竟哪個中介機製能夠更好地解釋家庭階層地位和全球化態度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有待檢驗的經驗問題。為了將本研究置於學術研究脈絡中，下文將簡要回顧與這三個中介機製有關的相關文獻。
國家認同機製認為，個人對所屬民族國家的認同度在塑造全球化態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𓀋。一方面，人們的經濟條件、物質豐裕程度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系統聯系🤛🏿👩🏻🚒，通常物資相對匱乏的社會群體具有更強烈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全球化力量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可能會被凸顯並由此帶來寰宇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往往意味著愛國主義和排外主義，這甚至會激起反全球化行動。然而，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既可能帶來排外的立場🧎♂️，也可能促進開放包容的態度；既可能銷蝕全球化的支持力量，也可能會強化對全球化的積極評價👩🏻🔬。換言之🤦♂️，雖然國家認同和全球化態度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但兩者的關系依賴於公眾所處的國家情境👨🏻🎤。
外部威脅機製強調人們關於外部威脅的感知在全球化態度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人們所感知到的來自國外的威脅👐，而不是作為客觀事實的外部威脅👨🏼🍳，更有可能促使民眾就一些重要的政策和議題達成一致的態度👩🏽🏭。比如，美國公眾對中國“威脅”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們的政治觀念的極化。一般而言，年齡偏大👷🏿♂️、教育程度偏低、社會階層較低的人群更有可能將外國視為威脅🔙，他們不僅具有更強的民族主義傾向👨🏿🦲👨💼，同時也是支持逆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力量。在中美大國競爭的大變局中，對美國逆全球化政策的感知是理解中國民眾全球化態度的一個關鍵線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對華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封鎖行動影響了中國與全球的經濟聯系、重塑了公眾對外部威脅的感知，並由此引發了公眾對全球化和技術自主的網絡辯論。在此情境中，中國青年對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外部威脅的感知將或多或少影響他們的全球化態度。
利益分配機製認為全球化進程會重塑不同社會群體的經濟利益格局，進而影響他們的全球化態度。研究表明，全球化擴大了各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在美國👨🏻🍼，約20%的社會底層人口收入增長水平不僅低於上層🙋🏽，甚至還低於新興經濟體的平均增長水平。對歐美國家而言🛸〽️，近幾十年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上層精英群體帶來了數倍於其他群體的收入增長，而底層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水平都無法達到🟩⛹🏽。在此背景下，占據較高經濟地位的人群在經濟和貿易全球化中獲得了更多的經濟利益，他們也因此傾向於支持全球化。相反👨🏼💼，底層群體因利益受損而反對全球化。這也解釋了西方民眾的全球化態度所呈現出的“蹺蹺板模式”。在中國，全球化帶來的利益格局重構依然是理解青年群體家庭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關系的重要機製⬆️。然而🚔🙍🏻♂️，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群體是否必然成為“全球化的輸家”是一個經驗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進程之間的具體脈絡☃️。
綜上所述，雖然國家認同🚵、外部威脅感知和利益分配是家庭階層地位影響青年全球化態度的潛在中介機製☺️🧓，但究竟哪個作用機製最具有解釋力則有待實證研究的檢驗。基於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國家認同機製、外部威脅感知機製、利益分配機製能否有效解釋家庭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的關系？
三、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文使用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20的數據來檢驗家庭社會階層地位對全球化態度的影響。以青年大學生群體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1）大學生群體是中國社會未來的“中流砥柱”🙇♀️，其觀念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社會變遷的方向👨🏿。對於全球化這一社會進程而言，當代青年大學生的群體心態有可能影響未來一二十年間全球化的走向🏋🏻。系統分析青年大學生的全球化態度，有利於前瞻性地判斷中國與全球化的關系。
（2）青年群體的價值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階層地位的影響🙇🏼♀️，是家庭態度與觀念的折射🙁，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也有助於控製工作經歷等因素的混淆效應。
（3）大學生群體具有較高的同質性🚣🏻♀️，更少受全球化進程的直接影響，如果他們的全球化態度取決於家庭階層地位，則類似的態度分化對已步入社會的群體而言應該更明顯💴。可見，通過大學生群體來探究全球化態度的群體分化具有合理性🍱。
數據來源
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數據由意昂3体育社會治理研究中心於2020年12月收集。考慮到社會心態與價值觀的線下調查較易受社會贊許度等因素的影響以及網絡調查的便捷性優勢👨🔧，本數據通過線上調查方式收集。該數據收集方法已被成功用於價值觀和社會思潮研究✢🚣。調查問卷通過一款以高校大學生為主要用戶群的輔助教學與生活類軟件發放🐕🦺。該網絡平臺的用戶涵蓋八百余所各種類型和層次的國內高校，且用戶均經過學校數據的認證🚴🏽♀️。遵循在線調查的常規做法，調查限定每個賬號僅能回答一份問卷。後續的數據分析剔除回答時間過短或明顯異常的問卷⚁，最終的數據包含60913個樣本。其中👩🏼💻，女性約占56.3％，該比例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一致，即女大學生的比例略高於男大學生🚴。
表1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網絡平臺的用戶具有多元性和代表性等優勢🤲🏿，但是線上調查可能會遺漏不願答題的用戶🙆🏻♂️，因此對本文的研究發現的解讀需要綜合考慮這一局限🥢。
四、 全球化態度“微笑模式”的形成機製
（一）全球化態度的“微笑模式”
描述統計表明（表１）𓀈，73.6％的被訪者認同“全球化利大於弊”。可見，支持全球化仍然是青年大學生群體的主流態度🛜🤷🏻♂️。該結果也佐證了現有研究發現，即中國公眾對全球化具有較高的支持水平🙊。
序次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表２）🤙，成長於底層家庭的青年大學生傾向於支持全球化的比數是成長於中間階層家庭的青年大學生的1.16倍(e0.146)🥣；類似地,成長於精英家庭的青年大學生持支持全球化態度的比數是中間階層家庭大學生的1.18倍(e0.161)。可見🧑🧒，研究假設１和２得到數據的支持💇🏼♂️。基於歐美發達國家的研究通常認為，精英群體與底層群體在職業、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使得他們的價值觀和政策偏好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裂痕🦸🏻♀️，在全球化態度方面也不例外🍘。
表2 關於全球化態度的序次邏輯斯蒂回歸分析(N=58535)
然而♗，對中國青年大學生的分析卻發現😭，與中間階層相比，來自精英階層家庭和普通勞動者家庭的大學生均更加支持全球化🎅🏼，全球化態度也因此呈現出兩端高中間低的“微笑模式”。全球化態度的“微笑模式”表明中國社會各群體具有獨特的心態特征，精英群體與普通勞動者群體在諸如全球化等重要議題上似乎摒棄了群體間的隔閡。那麽👲，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究竟是何種社會機製讓兩個迥異的群體在面對全球化時均“揚起了嘴角”呢🦘？下文將通過中介分析對三種潛在的機製進行檢驗，以加深我們對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之間關系的認識👩🦼。
（二）連接家庭階層地位與全球化態度的機製：國家認同、外部威脅還是利益分配？
本節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方法對國家認同⛈🧑🏼🎓、外部威脅感知和利益分配這三個中介機製進行檢驗。因果中介方法基於反事實框架👯，能較好地反映統計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該模型借助準貝葉斯蒙特卡洛逼近原理，利用計算機仿真計算出平均中介效應、直接效應與總效應🙋🏼♀️。
1.國家認同機製
表３模型１是以國家認同為因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反映了家庭階層地位對國家認同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相比於中間階層家庭👩🏼🚀，來自普通勞動者家庭的青年大學生具有更高水平的國家認同（回歸系數為0.035且顯著）；然而，沒有證據表明來自精英階層家庭的大學生與中間階層家庭的大學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模型２是關於全球化態度的序次邏輯斯蒂回歸👃🏿✌🏿，該模型引入了國家認同這個中介變量。分析結果表明，國家認同顯著提高了人們對全球化的積極評價。可見🤱🏄🏻♂️，國家認同對中國民眾全球化態度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以國家為核心的價值觀對民眾具有強烈的影響，是民眾價值觀形成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國家認同與全球化態度之間未必互相掣肘。對此的一種解釋是，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導的，國家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存在密切聯系。
表3 對國家認同機製的因果中介分析(N= 56297)
筆者將中間階層家庭作為控製組，精英階層家庭作為處理組進行中介分析發現，平均中介效應不顯著。可見🌮，國家認同不能有效解釋精英階層和中間階層青年的全球化態度差異。如果將普通勞動者家庭作為處理組進行因果中介分析，則平均中介效應顯著，該效應約占總效應的13％。可見，國家認同可以部分地解釋普通勞動者家庭和中間階層家庭青年的全球化態度差異。綜上，國家認同機製僅能部分解釋全球化態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層的一端。
2.外部威脅機製
表４模型１是以美國威脅感知為因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以檢驗家庭階層地位對外部威脅感知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與來自中間階層家庭的大學生相比，精英家庭或普通勞動者家庭出身的大學生具有較高水平的外部威脅感知🕐，他們更認同美國威脅全球化進程的論斷（精英階層和普通勞動者的回歸系數均大於零且統計顯著）。表４模型２是以全球化態度為因變量的序次邏輯斯蒂回歸。結果表明🪠，對美國威脅的感知程度與全球化態度之間具有顯著的關系🫛，越認同美國威脅全球化進程的判斷👦🏻，越有可能持積極的全球化態度🚠。自從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試圖退出全球體系，中國政府就一直努力發揮自身在區域化及全球化中的應有作用。在此情境下，中國民眾將美國視為全球化進程的威脅性力量以及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對手🚏。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美國威脅感知對全球化態度的正向效應⚖️。
表4 對外部威脅機製的因果中介分析(N= 56297 )
中介分析顯示，就普通勞動者家庭和中間階層家庭大學生的全球化態度差異而言👩🏭，美國威脅感知的平均中介效應顯著🚃。具體而言，美國威脅感知有助於降低普通勞動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大學生選擇“不支持”和“無所謂”選項的概率(對應平均中介效應均小於零並且統計顯著),同時有助於增加他們選擇支持”全球化的概率(對應平均中個效應為0.0094且統計顯著)。然而，就精英階層和中間階層青年的全球化態度差異而言💪🏽5️⃣，美國威脅感知的中介效應在統計上不顯著🦹🏽♀️。綜上，外部威脅機製僅能部分解釋全球化態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層的一端，該結果與國家認同機製相類似。
3.利益分配機製
表５模型１是以家庭生活水平變化為因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以檢驗家庭階層地位對利益分配感知的影響✣。結果顯示，相比於中間階層家庭大學生🕋，精英家庭和普通勞動者家庭大學生更有可能認為家庭生活水平在過去五年間有所提高🧑🏼🚒，即他們感知到的經濟獲益更多（回歸系數分別為0.124和0.020且統計顯著）🧌👉🏽。雖然基於西方經驗的研究發現全球化進程損害了底層群體的利益，但在中國🕵️，相比於中間階層家庭🚮，成長於普通勞動者家庭與精英家庭的大學生的家庭生活水平似乎並沒有隨著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而受損🙅🏻♂️，甚至可能從中獲益。表５模型２是以全球化態度為因變量的序次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感知到家庭生活條件改善的大學生更有可能持積極的全球化態度（回歸系數為0.864且統計顯著）。該發現與理論預期一致。
表5 對利益分配機製的因果中介分析(N=56297)
中介分析表明，對家庭生活水平變化的感知能夠較好地解釋中間階層家庭和精英階層家庭大學生全球化態度的差異💵🤾🏻♀️。具體而言，精英階層家庭大學生更有可能感知到家庭生活條件的改善，因此他們選擇“不支持”全球化或“無所謂”的概率會更低，而選擇“支持”全球化的概率會更高。類似地🪙，對普通勞動者家庭青年而言，家庭生活水平感知的平均中介效應也在統計上顯著。普通勞動者家庭大學生比中間階層家庭大學生更有可能感知到家庭生活條件的提高，他們也因此更有可能選擇“支持”全球化。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家庭生活水平變化這一測量利益分配機製的變量是連接家庭社會階層地位和全球化態度的關鍵性中介機製，它不僅能解釋全球化態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層的一端，還能解釋“微笑模式”靠近精英階層的一端。從這個意義上說👩🏼✈️，利益分配機製比國家認同機製和外部威脅感知機製具有更強的解釋力。為此，下文將進一步探討全球化進程對中國各社會群體利益格局的重塑。
（三）全球化和群體利益結構的重塑
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往往是經濟全球化和國家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要充分理解全球化對中國各群體利益結構的重塑效應需要進行情境化的剖析。正如上文的統計分析結果所表明的，在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的普通勞動者群體和精英階層均未覺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輸家；相反，他們更多感受到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此，筆者認為需要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的關系以及中國的再分配政策進行理解。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本與知識是回報最顯著的兩大生產要素，它們的擁有者（通常是精英階層）也因此成為全球化過程的直接受益者。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化高速發展的四十年來，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在持續下降。相反，金融資本在全球市場內自由流動為其擁有者帶來了巨大的收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資產總額占GDP的比重已經增長了４倍。與之相關的則是房地產等固定資產的快速增值。然而𓀒，資本的收益在某種程度上源於財富的轉移🦹♀️，往往是以犧牲其他民眾的收入為代價換來財富增長。值得一提的是🦹🏿，資本收益對最富有的0.1%的人群的財富增長作用尤為明顯🧏🏻♂️，這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競爭催生了以技術為核心的新興產業，並為高技能勞動者提供了豐厚的勞動回報。這擠壓了傳統的產業，同時也擠壓了大量常規勞動者的工作機會，而後者中的大多數恰好屬於中等收入群體。吊詭的是，伴隨著全球化的深化，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為普通勞動者群體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並提升了他們的收入水平🫶🏽。相對而言🧖🏻♂️，中間階層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收入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則不是那麽明顯🥩。
此外，國家政策也是理解全球化紅利分配的關鍵。伴隨著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經濟發展，我國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開展了富有成效的脫貧工作👩🏻🚒，這也讓普通勞動者群體分享到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研究表明🌗，社會保障等轉移支付手段可以使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收入上漲約30％，使得原本在市場分配下處於重度相對貧困組的兩成家庭向上流動至中度、輕度相對貧困以及低收入組。由此可見，轉移支付等政策在減少收入不平等過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歐美國家的再分配政策不斷式微，從而使低收入群體的利益不斷受損🕍。總之，中國的再分配政策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普通勞動者群體為什麽沒有將自身看作經濟全球化的輸家，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生活條件的改善。
綜上所述，全球化進程給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了差異化的經濟後果，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全球化態度的分化。其中🤵🏽♀️，擁有高資本和高技能的精英階層在全球化進程中通過市場原則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對普通勞動者群體而言📓🥏，他們不僅享受到全球產業轉移帶來的就業機會和收入紅利，同時也能通過國家的再分配政策在二次分配過程中獲益🏄♀️。雖然中間階層在全球化過程中也有所受益🦵🏿🏧，但相對而言不是那麽明顯。正是在這種社會經濟情境下，來自不同群體的大學生的全球化態度呈現出兩邊高中間低的“微笑模式”。
五🧑🏻🦽➡️、總結與討論👳🏿♂️：邁向社會心態的“微笑模式”
社會經濟地位如何影響全球化態度是全球化態度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西方現有研究認為，底層群體傾向於反對全球化🤟，精英群體傾向於支持全球化，從而呈現出全球化態度的“蹺蹺板”模式🌥𓀖。與現有研究發現不同，本文對中國高校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相比於中間階層家庭🌸🎞，成長於普通勞動者家庭和精英家庭的大學生更有可能正面評價並支持全球化🍷，從而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普通勞動者群體與精英階層具有較高支持水平而中間階層持有較低支持水平的“微笑模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過程對中國各社會群體在經濟收入、財富積累⛹️♀️、生活機遇等方面的差異化影響。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再分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傳統上被認為截然不同的🛑、處於社會位置兩端的群體在全球化態度上呈現出相對一致的態度立場👨🏻🍼。鑒於社會心態與人們的生活境遇存在密切的聯系，本文所揭示的兩邊高中間低的“微笑模式”可能不僅體現在全球化態度上🥇🦹🏻，還可能存在於其他類型的社會心態中🚇。
事實上🪘，我國不同階層居民的社會安全感👨🏽💻、公平感與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等社會心態均呈現出下層與上層相對相似的現象。此外，在互聯網社區中，精英與草根用戶之間往往不是截然割裂的，精英用戶的粉絲往往是草根群體，他們在網絡互動中也能就重要的公共議題達成一致的觀點👃🏻。更廣泛的社會心態的“微笑模式”表明，不同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心態和價值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深層次的利益分配機製的影響🦵。由於群體利益格局的形成和重塑同時受市場機製和再分配機製的影響👉🏼，各社會階層間的分化並不必然遵循線性模式☹️，因此需要情境化和類型化的實證考察⛅️👂🏽。
中介分析發現🧸，相比於其他機製😱，利益分配機製能更好地解釋全球化態度的“微笑模式”📷。這似乎表明，經濟生活在中國民眾社會心態的形成中占據著主導性地位🚵🏽。中國的經濟轉型可能會經由群體利益重構而重塑民眾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的價值觀在向“物質利益”傾斜。這使得利益分配成為人們看待事物的重要支點💇🏼，它對人們的獲得感💙、幸福感等社會心態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有意思的是，在特定的情境下𓀕👩🏻🌾，利益格局的重構也可能為精英群體與普通勞動者群體搭建起共同的訴求。比如，精英與普通勞動者群體似乎共同分享了經濟全球化這塊“蛋糕”👩🏼⚖️，從而使得兩個群體持有相似的全球化態度🐽。
中國全球化的特征及國家再分配政策也使得中間階層相對被“忽視”，其獲得感較低。這一發現以及社會心態的“微笑模式”似乎意味著，利益分配機製對中間階層形成擠壓效應，這可能會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因此也值得展開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此外，雖然普通勞動者群體當前並沒有因為利益受損而反對全球化，全球化也尚未給中國社會帶來明顯的裂痕，但今後的發展趨勢仍值得關註和警惕。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公眾的全球化態度是否會像歐美國家那樣朝著一邊高一邊低的“蹺蹺板”模式演變值得追蹤研究。我們也有必要思考如何避免走向社會兩極化的困境，而如何通過合理的公共政策均衡調節各階層、各社會群體的利益尤其重要👆🏼。
作者簡介
黃榮貴，意昂3体育社會學系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意昂3体育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學會網絡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技術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互聯網與社會🥈、計算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在《社會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及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等中英文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六十余篇♟，其中多篇論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和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曾獲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多次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有《互聯網時代的社群與表達》🦹🏼♀️、《從參與到維權———業主行動的變遷與行動策略》、《當代中國醫生心態研究》（合著）😤、《尋找網絡民意🕣：網絡社會心態研究》（合著）、《理解豐裕一代👴🏼：對當代大學生生活與觀念的追蹤研究》（合著）。
季詩雨，意昂3体育社會學系2023級博士生，研究興趣包括網絡社會學🧎🏻♂️➡️🆕、青年社會心態。
李長治🔢🙎🏽♀️，上海市網絡文化協會副會長👨🏻⚖️。